尽管官方表示规定实施后图书馆环境有较大改善，且未引发太大冲突，但舆论对此争议仍然不小。有的读者认为图书馆应该秉持开放性，允许儿童阅读；也有人认为如果图书馆成了家长安置孩子的场所，并不合适。
其实，国内图书馆限制对低龄儿童的开放，并非深圳大学城图书馆的首创。北京、上海等地的省级图书馆均对儿童采取了有区别的管理措施。
作为公共图书馆，负有向社会全体成员开放阅览的义务，无论老幼。浙江杭州市图书馆坚持十多年允许乞丐和拾荒者入内阅读，就被传为一段佳话。但是，任何一种公共设施，开放程度越高，对管理水平提出的要求也同步提高。毕竟，公共设施的开放，不能以降低其使用价值为代价。
现实中，低龄儿童恰恰构成了对图书馆使用价值的威胁。儿童自制能力尚不成熟，难免在图书馆喧哗吵闹，甚至破坏开架阅览的图书，从而加大管理压力。一些家长也确实把图书馆当成“托儿所”，在假期把孩子送到图书馆。一些图书馆不光要引导和教育低龄儿童合理地使用借阅功能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动承担起监护责任。
当然，儿童处于建立人生阅读积累的黄金阶段，他们对公共图书馆的使用权是天经地义的。为了缓解图书馆管理与儿童使用权的矛盾，国内很多公共图书馆采取了分区开放、分别管理的办法。稍微大一点的公共图书馆均建有专门的儿童阅览区，并安排专人维护阅读秩序。如此做法，既保证了整体阅览秩序，也有利于儿童读到适合本年龄阶段阅读的书。
深圳大学城图书馆兼具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双重功能，虽然它的主要定位是服务于教学科研，但是近年来许多儿童进入，说明周边社区对图书馆向儿童开放是存在需求的。
问题在于，这样的需求是否得到了合理的引导。该图书馆在设计时没有考虑到儿童需求，那么现在是否可以弥补，开辟专门的儿童阅览区、增购儿童阅读书籍。如今，“一刀切”地谢绝儿童进入，在拒绝“熊孩子”的同时，也难免“误伤”周边小读者的阅读热情。
图书馆向社会开放与维护正常秩序的矛盾终究无法协调，公众也应作适当反思。据报道，深圳大学城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已逾10年，儿童干扰阅读的问题一直存在，这么多年馆方和其他读者对儿童的“容忍”，直到今天顶着社会压力作出谢绝儿童入馆的决定，恐怕并不容易。
尤其对带孩子前往图书馆的家长而言，他们有没有尽到看管好孩子的义务？有没有在孩子发出喧闹时及时阻止？无论如何，家长不能把监护责任推给图书馆。
公共图书馆是否向低龄儿童开放，不应该成为又一个“广场舞大妈扰民”的争论。阅读促进社会文明的整体提高，图书馆是传播文明的实体空间，理应为营造文明秩序提供范本。在这其中，既需要作为公共服务机构的图书馆积极满足公众需求，也需要作为使用者的公众遵守秩序和公德，不因个体的失序而让整个社会埋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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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责任编辑：王淑丽）